中国通史    范文澜、蔡美彪 借鉴部分观点

  西汉农业,前期恢复,中期发达,后期因豪强无限止的兼并,农业在发达的基础上呈现衰落现象。三个时期里,数量逐渐增加的一部分农民总是在失去自己的田宅,有些转业为小工商,有些陷身为奴隶,中期严重,后期更严重。中期农业发达的原因,主要由于汉武帝大兴水利和推广较进步的农具与技术。
   汉武帝发动巨大的民力,进行着兴修水利与对匈奴作战两大事业。水利促进农业,农业支持战争,汉武帝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与水利上的成就相配合的。水利工程是农业的重要基础,巨大规模的治水,自汉武帝开始。汉武帝大规模治水,对中国北部农业生产,具有重大的进步作用。
以无市籍的地主为主体,加上有市籍的地主,及大工商业主和高利贷商人,构成西汉统治阶级,总首领是皇帝。
70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到汉武帝时达到极盛的阶段。繁荣的经济配合着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西汉中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扩展时期。这一次疆域的扩展,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汉武帝进行战争50年,在北方击败了强敌匈奴,在西方取得了36属国,在西南恢复庄滇国的旧业,在南方消灭了南越赵氏的割据。
一 对匈奴的战争
   西汉接近匈奴的郡县,人口和财物,都成了匈奴掠夺的对象,西汉必须进行正义的抵抗。西汉前期,朝廷一直采取和亲政策,对匈奴忍让,企图换取边境的暂时安静。匈奴却愈益骄横了。西汉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汉景帝时,由于经济接近了极盛时期,军事抵抗力逐渐加强了,匈奴只能“小入盗边”,双方力量的对比,开始发生变化。
前113年,汉武帝开始对匈奴进行长期的讨伐战争。三次大决战。
第1次:前127年,将军卫青率大军自云中向西迂回,击败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复秦时河南地。汉武帝依蒙恬旧规模,建立朔方郡(治朔方——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南),招募贫民十万口徙居朔方,作为防边的重镇。匈奴屡遭打击,前123年单于龙廷被迫迁往瀚海以北。
第2次:前121年,将军霍去病自陇西两次出击,一次逾焉支山(在甘肃山丹县),一次逾祁连山(在甘肃境),斩获匈奴4万余人。同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领数万人来降,汉安置降众在陇西、北地(治马领——甘肃环县东南)、上郡(治设在陕西绥德)、朔方、云中五郡的塞外,称为五属国。自金城(甘肃兰州市)以西至盐泽(罗布淖尔),匈奴从此绝迹。汉分河西地为武威、酒泉两郡。前111年,又增立张掖、敦煌,共四郡。河西四郡的建立,不仅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交通,更重要的意义是开辟通往西域的走廊,为中国与欧洲在文化交流上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3次:前119年,汉武帝大发士卒,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将骑兵5万人,深入漠北,捕捉匈奴主力。卫青出定襄塞外千余里,与匈奴单于接战,单于大败,率数百骑突围远遁,汉兵直追至漠北寘颜山赵信城。霍去病出代郡塞外二千余里,大败匈奴东部兵,斩获7万余人。双方损失都是严重的,但汉胜匈奴败的局面却最后决定了。
第七节 王莽的新朝
   西汉后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间的矛盾,愈来愈紧张愈尖锐。最基本的问题是在于土地无限制的集中和农民大量转化为奴隶。问题必须解决,是农民大起义呢,还是统治阶级自己提出办法来。统治阶级害怕农民大起义,曾经提出过一些所谓办法,但是都不能解决问题。
皇帝和上下层豪强谁也不肯对农民让些步,因而谁也找不出什么办法。所谓救急,就是限制上层豪强凭借权力与下层豪强争夺田宅奴隶,希望下层豪强因此对农民的兼并也和缓一些。作为统治阶级总代表的皇帝,既不能放弃盐铁大利,也不能限田限奴隶,又必须取得上下层豪强的拥护,只好放纵他们对农民进行无限制的掠夺来和缓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这时候:上层豪强的代表王莽,分两步提出他的办法。第一步得到统治阶级的拥护,代西汉做了皇帝。第二步所有办法都失败了,受到农民大起义的惩罚。
   王莽得到统治阶级的拥护,对劳动人民也有一些好的影响,他的第一步行动完成了。公元八年,王莽废西汉刘氏皇朝,建立起国号叫做新的王氏皇朝。王莽建立起新朝,就得解决土地与奴隶两个基本问题。公元九年,下令变法。他变法的理由是充足的。他说:汉朝减轻田租,三十税一。豪强兼并成千成万的田亩,租给农民去耕种,却要收一半的租税。朝廷对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对租田人十分取五。怪不得租田人父子夫妇整年劳苦,连糟糠还吃不饱,富家的狗马连米豆都吃厌了。这是乱的原因。他又说:市上有买卖奴婢的圈子,象买卖牛马一样。这些奴婢,很多是被凶恶人用暴力抢掠来的。主人对奴婢可以任意杀死,违反“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经训。王莽依据上述理由,颁布了下列两个解决的办法:
王田——民间田改称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如果一家男子不满八人,田超过九百亩,应将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口给田一百亩。
私属——民间奴婢改称为私属(区别于朝廷所有的官奴婢),不得卖买。
犯卖买王田私属罪,重则处死,轻则放逐到边远地区。
   要多田人分余田给贫民,只是一句十足空虚用来欺骗农民的废话。王莽时南阳豪强樊重家有田三百余顷,阴子方家有田七百余顷,足见当时并无分余田的事实。王莽变法的真实意图是在停止田宅奴隶的卖买,借以停止豪强对土地人身兼并的继续发展。这当然又是十足空虚的幻想。既有兼并者和被兼并者存在,就不能停止兼并,也就不能停止田宅奴婢的卖买。强迫停止的结果,加速爆发了社会大混乱。正在这个时候,王莽又废除行用已久的汉五铢钱,别造货币六类二十八种。私用五铢钱,与卖买王田私属同罪。王田私属又加一个新货币,使大混乱上再添一个大混乱,迫得农商失业,交易废滞,因卖买田宅、奴婢,铸私钱犯罪被刑罚的人,不可胜数。这一阵骤然来到的社会大混乱,给王莽的打击非常沉重。公元十二年,王莽取消王田私属的禁令,准许置卖王田不算犯罪,卖买奴婢暂不治罪。王莽所谓办法的主要部分完全失败了。
王莽代表上层豪强,也代表无市籍的下层豪强,在害怕农民大起义这一点上,他必须提出办法,但他的阶级性决定他只能提出一些欺骗性的必然失败的办法。无市籍豪强与有市籍豪强(商贾)一向存在着矛盾(禁商贾买田和做官吏),这使王莽转向商贾方面寻求办法,结果是小工商比大商贾受到更多的伤害。
   六管中害民最显著的是铸钱。王莽大概想破坏商贾的财产,时常改变币制。小工商业和农民本来得不到什么钱,对他们说来,损失不多的钱便有破产失业的危险。王莽改币制一次,小工商业、农民大量破产一次。王莽凡改币制五次,小工商、农民所受灾祸可以想见。因为币制屡改,新币不能即时流行,豪强乘机盗铸,私钱充斥。王莽用重法严禁,一家藏有铜、炭,就被官吏指为铸钱,邻近五家都算犯罪,男女被没收,囚送到长安锺官(铸钱官)当官奴婢,人数在十万以上。当时民众被迫纷纷起义,这样说道:出门去生产,所得还不够纳税,闭门来守家,横祸会从有铜的邻舍飞来。的确,除了起义再没有别的出路了。
王莽主观上是想用来抑制某些豪强,避免民众大起义,结果恰恰是加速大起义的爆发。王莽知道这个事实,接连地发动侵略战争,企图对国内民众表示威武,并缓和阶级矛盾。结果又恰恰是更加速大起义的爆发。王莽的侵略战争,完全是一种狂妄愚蠢的行动。
王莽用欺骗方法,表示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因此代替失去了统治作用的西汉做皇帝。做皇帝以后,由于王田法的失败,农民实行起义。由于五均六管法的失败,小工商参加起义。五均六管打击了商贾和高利贷商人,这些人也反对王莽了。由于对外侵略战争的频繁,更催促起义的加速爆发。
作为王莽统治基础的上层豪强与无市籍的下层豪强,也逐渐在离开王莽。公元十年,王莽废汉诸侯王为民,刘派上层豪强分离了。公元十二年,大封公侯以下二千余人,每人得月钱数千,非常穷困,有些人甚至当雇工度日,王派上层豪强消极了。王莽所用官吏不给俸禄,任令贪暴致富。公元十七年,王莽下令没收官吏家财产五分之四,允许下属告发长官,奴婢告发主人,无市籍的下层豪强怨恨了。莽统治失去了基础,公元二十三年,在起义军攻击下,长安城破。长安市上小工商响应起义军,攻入王莽宫,屠户杜虞斩王莽头。有人割王莽舌切碎分食,因为王莽用那条长舌欺骗了很多人。
第八节 农民大起义
   这些起义都是发展快失败也快,说明起义为民众所拥护,但朝廷武力还很强大。
由于王莽行施着比西汉更残暴的政治,待发已久的全国性大起义终于爆发了。起义的领导有两类:农民自己领导的为一类,赤眉军可作代表;地主豪强领导的为一类,刘秀军可作代表。这一类组织力较强,在反王莽战争中起了更大的作用。别有一类是地主豪强利用农民起义聚集一部分人。
一农民起义军
第一类——农民领导的起义军
南方起义军——下江、新市、平林
东方起义军——赤眉
北方起义军——铜马等
以上三方起义军,无自立朝廷的志愿,也缺乏组织力和纪律性。掳掠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原因,起义军这样的掳掠在开始时是不可非议的。
第二类——地主领导的农民军
   公元二二年,南阳郡舂陵乡(湖北枣阳县东)人刘縯、刘秀兄弟起兵反王莽。刘縯刘秀是汉宗室,是南阳著名的大豪强。王莽称帝后,废除汉宗室封爵,并禁止刘姓人做官,刘縯非常愤恨,破家产来交结豪强,成为南阳豪强集团的首领。刘縯用兵法部勒军队,攻城略地,散发檄文,宣布王莽的罪状,王莽才感到可怕的压力。
   刘縯派人招得新市平林兵,不久又招得下江兵。南阳豪强和下江主将王常要立刘縯,新市平林诸将怕刘縯严明,阻止掳掠财物,蛮横地拥立懦弱无能的刘玄做汉帝,号称更始帝。新市平林诸将掌握大权,排斥刘縯刘秀集团,起义军自此发生裂痕。王莽大军经过昆阳,围昆阳城。刘秀劝说王凤王常率八九千人守城,自己率十三骑到郾、定陵发汉兵数千人击王莽军。 刘秀自率步骑兵千余人作前锋,攻击王莽军。汉兵数千人见刘秀勇猛直前,领兵诸将胆壮起来,相继进攻,连胜连进。刘秀率敢死兵三千人直冲王莽军中坚,王寻王邑自恃兵多,亲领精兵万余人接战,刘秀猛击,杀王寻。王莽军阵乱。城中汉兵乘胜出战,内外合攻,呼声震动天地,王莽军大溃。王莽的主力军经昆阳一战,完全被消灭。
昆阳之战是决定性的大战,王莽的新朝崩溃了。
   昆阳之战,一方面是王寻、王邑昏愚不按兵法行动,另方面是刘秀的勇敢善战,但是这些都还不是决定胜败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在于广大农民憎恨王莽,要推倒他的统治。因为双方军队都是农民组成的,刘秀军勇敢直冲,王莽军阵乱溃散,都是农民反王莽的表现,双方农民共同造成了昆阳之战的战果。当然,没有刘秀的率领,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刘秀是大豪强,但在反王莽这一点上,与农民的利益一致,因此他能利用农民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果实。王莽曾发精兵二万击绿林,精兵十万击赤眉,都战败而不曾大败,因为绿林赤眉缺少一个象刘秀那样智勇的率领人。
王莽的失败决定了,更始帝阵营中的分裂也爆发了。新市平林诸将和一部分南阳豪强嫉忌刘縯刘秀盛大的威名,使更始帝杀死刘縯。刘秀在这个危急情况下,表现出异常的智力和忍耐力。他赶快驰回宛,向更始帝谢罪,不和刘縯的旧属往来,也不为刘縯行丧礼,饮食言笑不改常态,只说自己的罪过,不说一句昆阳的战功。这样,更始帝不便再杀他。过了些时,更始帝迁都洛阳,派他到河北镇抚诸州郡。刘秀开始经营河北,逐步造成独立的势力。
农民在开始起义时,夺取豪强的不义财物,是完全合理的行动,但必须逐步禁止,建立起纪律来,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援助,取得起义的胜利。刘秀军诸将也同样爱掳掠,刘秀却专意在建立纪律,因之最后胜利者不能不是刘秀。
二二年,刘秀到河北,巡行诸郡县,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西汉官名,官民送礼物,一概不受。他规定了取天下的方针:军事上纪律严肃,赏罚分明;政治上招集人才,争取民心。最后目的是得天下。当时河北形势,农民起义军有铜马、青犊等部数十百万,割据者有邯郸王郎,自称天子,邯郸以北,辽东以西,地方官吏多归附王郎,声势很盛。刘秀攻入邯郸,杀王郎。又击败铜马、青犊等部,得降人数十万。赤眉军入关,刘秀知道更始军必败,预作军事部署,派遣大将邓禹率精兵二万图关中,选择寇恂守河内郡,作为中心根据地。刘秀率兵击败尤来、大枪、五幡、五校等部,河北大体为刘秀所有。
   二五年,刘秀称皇帝(东汉光武帝)。邓禹渡河入关中,击败更始军十万人。寇恂等攻入洛阳,刘秀定都洛阳,开始建立东汉朝。二七年,冯异大败赤眉军。刘秀亲率大军截断去路,赤眉军刘盆子樊崇以下十余万人全部投降。农民领导的起义军被豪强领导的农民军消灭了。刘秀恢复了中国的统一。
   赤眉军首领只有徐宣一人曾做过狱吏,樊崇等人都不识文字,历史知识和政治经验是很缺乏的。赤眉军的幼稚行动,决定了它的必然无成。刘秀本人兼有太学生、贵族、豪强三种身分,他的文武部属也全是这三种人。这个以南阳豪强集团为主体的刘秀军,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掳掠,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胜利。刘秀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自然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但是他也代表着社会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他在推倒王莽的战争中,在削平割据的战争中,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之他是一个对当时历史有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
第一节 东汉前期
   汉光武帝本人是个大豪强。他所依靠的统治集团(云台二十八将、三十二功臣、三百六十五功臣)是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一开始就显出严重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因之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的体现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内对他们行施着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东汉后期,两个豪强集团猛烈地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大大发展了它们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它们给广大农民制造出无限的灾难,农民被迫起义,最后爆发了黄巾军大起义。豪强们各依自己的武力,公开割据称雄,社会进入分裂时期。
东汉前期因王莽时农民战争的推动,社会多少有些进步;同时因战争的果实落在豪强集团手中,豪强势力加速地扩大起来,引起东汉后期豪强集团的猛烈冲突。
   汉光武帝在农民战争这个部分胜利的基础上,着手解决奴隶与土地两个根本问题。
   公元二六年,即汉光武帝称帝的第二年,当时战争正在开始,他便下诏书,令民间释放奴婢,显然含有进步的意义,平均约三年发一次救急粮,减少贫民卖身为奴婢。东汉朝奴隶不象西汉后期那样成为社会的危急问题,汉光武帝这些措施是起着作用的。地主阶级并不反对这些措施,因为农民大起义给了它教训。
   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汉光武帝完全失败了。东汉朝廷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
西汉后期极其紧张的土地与奴婢问题,由于农民大起义得到部分的解决,依靠这个部分的解决,东汉才建立起将近二百年的统治。
西汉地主阶级分无市籍与有市籍(包括一切所谓微贱人)两部分。无市籍地主有做官吏的权利,有市籍地主不得做官吏甚至法律上不许占有田地。这两种地主虽然都有大小豪强,但从政治地位说来,无市籍豪强是上层豪强,它的最高级是贵族和大官僚;有市籍豪强是下层豪强,它的最高级是大商贾。政治上上层豪强排斥下层豪强。经济上两种豪强有相同处,就是上层豪强也经营商业,下层豪强也兼并田地;他们又有相互联系处,就是下层豪强向上层豪强纳贿取得政治上的保护。
   汉光武帝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封外戚四十五人,与宗室王侯合成一个豪强集团。朝廷用人,主要从这个集团中选取,特别是南阳人。东汉皇室宗室的男女嫁娶,大体上也不出这个集团的范围。皇后皇太后的母家常是这个集团中最有势力的一家。东汉后期,政权常常落入外戚手中,外戚成为无市籍大地主,也就是上层豪强的政治代表。在宫内设中常侍、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多人,掌传达皇帝口诏,阅览尚书呈进的文书。东汉后期,宦官经常从外戚手中夺得政权,指挥尚书们发号施令,朝廷大官无法对抗。宦官都是无赖凶狡人出身,他们夺得政权后,成为有市籍地主,也就是下层豪强的政治代表。
   无市籍的中小地主有权做官吏。荐主与被荐人在政治上发生君臣的关系,在私人情感上发生父子的关系,被荐人如果对荐主不表现臣子的情分,就算忘恩背义,将为士类所不齿。大官们历年荐举士人,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团。有些名门世家,甚至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巨大团体。士人是无市籍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东汉后期士人逐渐从外戚为代表的上层豪强集团里分化出来,变成官僚集团,在外戚、宦官两种势力之外,自成一种势力。它的政治代表,是士人出身的三公和大名士,它的政治倾向一般是接近外戚集团,反对宦官集团。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魏、晋、南北朝的士族。
   东汉后期的政治,在统治阶级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两大集团附带着一个官僚集团的活动、冲突和变化。这三个集团在东汉前期先后发育起来,不过,汉光武帝和他的继承人汉明帝还能掌握皇帝的权力,外戚,尤其是宦官,还不敢公然横行作恶。他们在位的时候,确是惩治不法官吏比较严,赋税徭役比较轻,对外战争比较少,史家称汉明帝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汉章帝改变汉光武帝、汉明帝的“严切”政治,被称为“宽厚长者”。外戚、宦官得到宽厚待遇,开始作起恶来,汉章帝死后,东汉政治便进入黑暗时期。
第二节 东汉后期
   公元前119年,西汉武帝置盐铁官,从豪强手中收回盐铁大利。这是中央集权势力压倒豪强割据势力的一个重大标志。公元88年,汉章帝死,汉和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朕,外戚窦宪总揽大权,事实上窦家做汉皇帝了。这是一件非常的事,不取得整个统治阶级特别是豪强的默许是会发生困难的。窦太后临朝,首先宣布“罢盐铁之禁,纵(任)民煮铸”。这就是朝廷让出盐铁大利来换取豪强对窦氏政权的默许。从此豪强富力大增,政治上野心也随着加强。一向被排斥的下层豪强,现在不肯屈服了,他们很自然的要求参与政权,但做官吏却有困难。例如富人王仲家有千金,送给贫士公沙穆一百万钱,让公沙穆买个官做,自己间接得些做官的好处。公沙穆决心求做孝廉,拒绝他的买官钱。王仲这一类人有了投靠宦官的一条道路,自然都成为宦官的拥护者。宦官凭借这个社会基础,也就有了相当的力量和外戚争夺政权。盐铁官的废除,标志着中央集权势力的削弱,豪强割据势力的增强,同时也是东汉后期黑暗政治开始的一个信号。在这个黑暗时期里,广大劳动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灾难,国境内的少数族,也受到残酷的欺压,反抗战争到处发生,但都被豪强势力镇压下去。东汉后期国家衰弱,豪强却拥有坚强的武力,终于酿成东汉末年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军阀混斗。
窦宪得政权后,窦家的大批徒党都做了朝官和地方官,最小的也得做个县令。这些徒党们尽量搜刮民财给窦宪送礼报恩。窦家又养了许多刺客,迫害比较正直不肯附从的官僚集团中人。公元九二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杀窦宪,窦家党徒全部革官下狱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参与政事。
105年,汉和帝死。一○七年汉安帝(十三岁)继位,邓太后临朝。
125年,汉安帝死,幼童北乡侯继位,阎太后临朝,阎显掌大权,杀逐汉安帝宠信的宦官。
144年,汉顺帝死。一四六年,汉桓帝(十五岁)继位。梁太后临朝,梁冀掌管朝政。梁太后从外戚的失败里取得了更多的经验,使三个集团各行其事,取得相当的均衡,梁家政权因此保持了将近二十年。
159年,汉桓帝结合一批宦官杀梁冀。
自一五九年梁冀死后至一六七年汉桓帝死,八九年间宦官势力几乎达到独霸政权的地位。
鲠直派官僚大都是名士出身。
   第一次党锢之祸,显示出统治阶级三个集团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原来在政治上有极大势力的外戚集团,自梁冀失败以后,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已经削弱到不能代表上层豪强。代表下层豪强的宦官集团,社会地位极低,虽然政治上有极大权力,精神上却感自卑,以获得名士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原来依靠外戚的上层豪强现在转到官僚集团方面来,与官僚集团的上层结合成一体,这样,官僚集团愈益扩大,成为代替外戚集团对抗宦官集团的主要力量。东汉末年,士族(即官僚集团)已经是统治阶级的主要代表。宦官失败以后,经过一番大混斗,士族对下层豪强以及一切所谓微贱人的压迫权进一步确立了,同时也不需要提拔那些出身低级士族的名士来反对宦官了。剩下的一件事,就是士族内部按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也就是按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做官权。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上上、上中至下中、下下)官人法,就是这一件既成事实的法律规定。
汉灵帝和宦官们标出官价公开卖官。汉灵帝开始觉得士族有用,质问宦官们说:你们总说党人想造反,该杀该禁锢。现在党人都给国家出力,你们反倒和黄巾通情,该杀不该杀!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因此又得了势。士族仇视宦官,更仇视农民起义,他们看到汉朝必亡,纷纷组织武力,等待割据称雄的时机到来。
   189年,汉灵帝死,皇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朝政。社会下层(屠户)出身的何进企图依靠下层豪强的大豪强董卓杀宦官,不料宦官首先发动,杀死何进。士族大豪强袁绍起兵杀宦官二千余人,宦官全部歼灭。董卓引兵到洛阳,逐走袁绍,废皇子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罪孽深重的外戚和宦官一起消灭了,东汉的朝廷实际上也消灭了。象征中央集权的朝廷已经消灭,豪强们便公开进行着疯狂的武装混斗,黑暗的东汉后期转入了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分裂时期。
第三节 分裂时期
   豪强们互相排斥,造成战争无限残酷、秩序极度破坏、户口可骇地耗损、生产剧烈地衰落的分裂局面。地主阶级的豪强,在西汉后期以来,逐步扩大并增强着他们的割据势力,短促的前段十九年中,把两汉四百年积累起来的社会各种财富极大部分都化为乌有。
董卓是凉州的下层豪强,他的部属都是些地方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董卓为首的一群极端凶恶的豺虎盗贼是最野蛮的破坏者。关中人民几乎被杀绝。一九六年,汉献帝带着一些残余的朝官从野兽群中逃出,回到洛阳。朝官很多饿死或被兵士杀死,汉献帝又失去了这些拥护者,皇帝的名号更空虚了。
袁绍为首的一伙所谓勤王将领,和董卓的一伙同样是割据混斗的野心家,同样是残酷地屠杀人民的豺虎盗贼。
   一九○年到二○八年,前后凡十九年。这十九年里,中国境内特别是黄河流域化成了大屠场。董卓系统的豪强在洛阳以西地区,袁绍系统的豪强在洛阳以东地区,还有其他大豪强以至各地方无数小豪强,无时无地不在混斗相屠杀。
   十九年豪强大混斗的过程里,人民要求统一的意志仍在发挥它的伟大力量,那些割据势力逐步被克服了,社会依然向统一的方向前进。代表这个统一趋势的重要人物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大文学家)被士族称为“乱世之奸雄”的曹操。这当然不是说曹操不是一个极端残暴的大屠户,这只是说他用来进行战争的政治军事方针,客观上符合于统一的趋势,因之他成为当时最大的胜利者。
   曹操是曹嵩的儿子,出身在宦官家庭,不列于士族。起初做小官,汉灵帝末年,曾镇压过颍川郡黄巾军。董卓作乱,他发动曹、夏侯(曹嵩本姓夏侯)两家的几个兄弟和侄子作为骨干,招募了一些兵,参加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卓大军。袁绍等人共有兵十余万,谁也不敢和董卓作战,独曹操带着几千人进攻,虽然打了一个大败仗,曹操的识见和勇气却证明与袁绍等人不同。
一九二年,曹操占兖州,击败青州黄巾军,得降卒三十万人,选拔精锐,号称青州兵。曹操从此自成一个独立的力量,开始与袁绍分离。曹操刚得到兖州这个很不稳固的立足地,便规定“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的两大方针。一九六年,汉献帝到了洛阳。曹操击败豫州黄巾军,得汝南颍川两郡。他亲自率兵迎汉献帝到颍川郡的许昌。用汉献帝名义发号施令,政治上握有主动权,强大的袁绍以及其他割据者都处在被动的地位了。同年,设置田官,招募流民到许昌屯田,恢复农桑业,所属兖豫两州各郡也屯田积谷。军事上坚实的基础建立起来了。曹操依据两大方针充分表现出政治的军事的巨大才能。
  武将大抵出身下层豪强,任何一个大割据者都有不少武将。困难在于争取士族。它是统治阶级的一个严重的力量,要善于使用它取得它的助力,否则,政治上不可能有所成就。当时北方士族,一部分在豪强混斗中死亡了;一部分各投旧主,多是投袁绍;一部分逃避到江东为孙策所收用;一部分投奔荆州,依附大名士刘表;还有一些远避到辽东和极南的交州。剩下来的士族本来不多,曹操出身宦官家庭,搜罗士族更显得困难。不过曹操也有好的条件,首先是他有汉朝廷名义,其次是屡次战胜,军威颇盛,在别处不得意或主人失败了的士,不得不投过来求功名。大名士也是最大的谋士荀繇(音郁yù),就是从袁绍那边投过来的一个。这些条件以外,他还主动地着力争取。例如司马懿称病坚卧,不就征召,曹操用死刑威胁他出来做官。又如祢衡(祢音迷mí)当众辱骂曹操,曹操大怒,把他送到刘表那里去,表示不杀士人。几年间,曹操得士比任何大割据者都多。
曹操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具备了。一九七年,开始进行有计划的战争。他先使钟繇(音尤yóu)奉朝廷命到关中,稳定韩遂、马腾等十几股大割据者。曹操率军击败自称皇帝的袁术,袁术渡淮南逃。一九八年,曹操击杀骁勇善战的吕布,得徐州。二○○年,曹操以一比十的劣势兵力在官渡大败地广兵强的袁绍。此后连年进击,二○五年,袁绍军全部溃灭,曹操得冀、青、幽、并四州。经十一年战争,北方大割据者或死或降,黄河流域基本上统一了。二○八年,曹操进击刘表军,得荆州。能和曹操对抗的力量,只剩下占据吴、会稽等六郡的孙权与声望甚高拥精兵一万人的刘备。到曹操夺得荆州时,孙氏政权已经是巩固难破的了。
   孙氏政权与刘表势力是世仇,刘备是刘表残余势力的主要代表人。刘备与孙权结合,这才有可能形成以江东军为主,以刘备军和刘表残余军(刘表长子刘琦所率)为辅的对抗力量。
   曹操军有北方兵十五六万,荆州降兵七八万,号称八十万,军力占绝对优势。但曹操军有不少弱点:(一)荆州兵被迫投降,军心动摇,而水战主要依靠荆州兵;(二)北方兵不习惯南方水土,战斗力削弱;(三)曹操军后方不巩固,特别是马超、韩遂等军割据关西,威胁许昌。这些都是军事上的弱点;(四)朝官中有不少士族反对曹操。曹操将攻荆州,临行前杀拥汉大名士孔融示威。这是政治上的弱点。曹操军存在着这许多弱点,只宜速胜,不能持久。恰巧刘琮投降,曹操不战大胜,滋长了骄慢心,以为自己强大必胜,孙权,至少是孙权的部属,一定会来投降,军事部署上暴露了可败的空隙。孙权地小兵寡,精兵不过三万人,更不能持久。刘备合刘琦兵不过二万,不力战就没有生路。在大敌曹操军的压力下,孙权刘备结成了牢固的(自然是暂时的)同盟。二○八年,周瑜进军到赤壁(湖北嘉鱼县),用火攻法大破曹操军。曹操不敢再战,率残军逃回北方。
赤壁大战,决定了三国分立的形势。二二○年,曹操死,子曹丕继王位。曹丕听从拥曹派士族陈群的建议,明令规定九品官人法,各州设大中正官,各郡县设小中正官,评品本州本郡本县士人的等第。做大小中正官的人自然是高级士族和一些中级士族,他们荐举做官的人,自然也是高级中级士族。微贱人被排摈不能入品,低级士族只能列在下品。曹丕和高级中级士族进行了交换,从此不再有拥汉派。当年,曹丕取消汉献帝的皇帝名号,用禅让的方式自称魏皇帝(魏文帝)。

   221年,刘备在成都自称汉皇帝。二二二年,孙权自称吴王;二二九年,吴王孙权自称吴皇帝。
赤壁战后,三国分立的形势基本上确定了,但这并不是说三国已经成立。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危,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刘备得不到益州,即使占有荆州,在魏吴双重压力下也很难成立汉国。刘备取得益州以后,荆州成为孙权用全力来攻,刘备不能用全力来守的局面。二一九年,孙权杀汉国荆州守将关羽,取得荆州,从此吴汉两国确实成立,开始了三国分立时期.

曹操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但恶政的根源之一,他并不能改革,那就是士族在政治上所占有的垄断地位。曹操变通东汉举孝廉制,录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微贱人做官吏,企图冲淡士族的势力,事实上士族依然足以阻碍曹氏政权代替仅存空名的刘氏政权。曹操在氏族的阻力下,只好决心做“周文王”,让儿子曹丕来处理代汉问题。
二二○年,曹操死。魏文帝(曹丕)行九品官人法,承认士族有做官特权,又按公卿以下官吏等级分给牛畜和客户,在经济上予以优待。这样,曹丕就获得士族的拥护,废汉帝名号,建立起魏朝,士族中的拥汉派无形中消失了。魏朝的政权是士族政权。魏文帝明令禁止宦官和外戚干政。东汉时期外戚、宦官、官僚(士族)三个集团的争斗,到魏才确实肯定了士族是最后胜利者。
魏改革了不少汉制,魏明帝定魏律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改革。
魏文帝建都洛阳,在汉宫遗址上兴修宫殿。魏明帝大造宫殿苑囿,掠夺民间美女,淫侈无度,从此库藏空竭,百姓怨苦,曹氏政权进入衰落时期。二三九年,魏明帝死。二四九年,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政权全归司马懿掌握,魏国事实上灭亡了。
司马懿出身高级士族,曹操死后,他是魏国唯一的谋略家。他起初轻视曹操,不愿做曹家官吏,自称得风瘫病,拒绝征召。曹操派刺客去察验,司马懿在刀下坚卧不动,好象真风瘫,得免刺死。后来曹操又逼迫他做官,他怕被杀,不得不出来就职。魏明帝时,司马懿率大军对抗诸葛亮,成为魏国最有声望的大臣。魏明帝临死,委托曹爽司马懿同辅幼主曹芳。曹爽远不是司马懿的对手,被司马懿杀死,曹氏政权转成司马氏政权。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用灭族的惨刑杀戮曹氏集团中人。二五四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魏帝。二六○年,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为魏帝。二六五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晋武帝用禅让方式灭魏,成立晋朝。晋朝的成立,说明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最后推倒原来不是士族的曹氏朝廷,使士族制度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
   曹氏集团在曹操时有新兴气象,大乱后的黄河流域得以逐渐稳定下来,应是它的功绩。魏文帝时开始腐化,魏明帝时腐化加甚。这个继续腐化的趋势,必然要阻碍社会生产的恢复,也自然会延迟三国的统一。恰好司马氏集团继起,它不是不腐化,而是在夺取曹氏政权的过程中不敢过度腐化,这对社会是一件比较有益的事。东汉末年,生产大遭破坏,商业停滞,魏文帝甚至废铜钱改用谷帛作交换货物的媒介。二二七年,魏明帝复行五铢钱,显示社会生产已有一定程度的进展。司马氏执政时期,魏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极其残酷,曹氏集团大体被杀绝,但并不影响人力富力的逐渐滋长。魏国末年,中原地区经济已超过汉吴两国,加上汉吴统治集团衰落不堪,二六三年,司马昭灭汉,二六五年,晋武帝灭魏,二八○年,晋武帝灭吴。将近一百年的大乱和分立,到晋武帝时中国又得到统一。
   魏国自曹操死后,汉国自诸葛亮死后,都失去进攻对方的力量。吴国一向划江自守,孙权死后,也进入衰落阶段。魏国的司马氏集团,在三国衰落阶段内,是统一趋势的代表者。虽然它是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但也不容否认它在完成统一事业上所起的作用。二三八年,司马懿灭辽东割据者公孙渊,北部中国完全统一了。二四○年,司马懿采用邓艾的建议,掘宽漕渠,引黄河水入汴河。又在淮北淮南,大兴屯田。屯田兵五万人,轮番分出一万人守边,四万人经常种田。东南有战争,魏军乘船顺流而下,可直达江淮,沿路储粮充足,免运输的烦费。司马懿说,“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他在淮南北实行屯田积谷,作灭吴的准备。后来晋武帝在这个基础上,终于消灭了吴国。

  二六○年,司马昭杀魏帝曹髦,司马氏集团势力愈益巩固,同时汉吴两国愈益衰落,统一的时机成熟了。司马昭定计,汉国小力弱,出兵先取,取汉以后,再水陆并进取吴。二六三年,司马昭遣钟会率兵十余万进攻汉中,又遣邓艾率兵三万牵制驻在沓中(沓音踏tà甘肃临潭县西南)的姜维军。钟会攻入汉中,姜维引兵退守剑阁(四川剑阁县)拒钟会。邓艾自阴平(甘肃文县西北)凿山开路,击败汉守军,进入成都平原。汉后主到邓艾军前投降。汉国人口只有九十四万,士兵却多至十万二千人,官吏多至四万人。普通户大抵八人就得有一人当兵,实际是老弱妇女以外,几乎所有男子都被迫当兵。这样残酷的统治,当然为人民所厌弃。邓艾兵一到平原,百姓纷纷散走,官吏无法禁阻。汉国统治集团除了投降,再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司马昭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灭汉国,因为他早看准了这个形势。

司马昭原定灭汉三年后灭吴,可是他在二六五年死去了,当年,晋武帝废魏帝,建立晋朝。他需要先稳定内部,因之延迟了对吴国的进攻。

二八○年,晋武帝发兵二十余万,分六路攻吴。其中王濬所统水军,自蜀出击,占领武昌城。建业失去上游屏障,更难自保。王浑所统陆军进攻历阳(安徽和县),大败吴兵。王濬水军自武昌顺流直下,逼近建业,吴水陆军溃散。吴主孙皓到王濬军前投降。吴国人口二百三十万,士兵却多至二十三万,官吏多至三万三千,吴兵役与汉是同样沉重的。晋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灭吴国,因为孙氏统治早就为吴人民所厌弃。

司马氏政权迅速地消灭汉吴两国,并且在短暂的太康年间,确也曾使社会呈现出一些繁荣的气象。这是因为它的某些政治措施多少是符合当时人民利益的,因而有可能完成国家的统一事业和有限度地恢复久遭破坏的社会生产力。
魏文帝行施九品官人法,取得了士族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司马氏要夺取曹氏政权,当然也必须从争取士族入手。司马懿当权,夏侯玄请减削中正官权力。司马懿不敢得罪高级士族,谢绝夏侯玄的建议。自司马懿至司马昭,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形成司马氏集团。依靠这个集团,残酷地屠杀拥曹氏的士族。到司马昭时,拥曹士族已经全部消灭。晋武帝建立晋朝,对待高级士族愈益宽容。例如刘友、山涛、司马睦、武陔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憙告发。晋武帝说,山涛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刘友干的事,刘友侵剥百姓来欺骗朝士,应诛死以惩邪佞,山涛等可不问罪。晋武帝罚小官不罚大官,显然是宽容所谓朝士的高级士族。一个高级士族出身的胡威,曾谏晋武帝行政不要太宽。晋武帝说,我对中等官以下,一点也不假借。胡威说,我说的不是指中等官以下,我指的是象我等这一类人。整肃法令必须从我等这一类人开端。高级士族的利益,在于压迫中下级士族不得上升,晋武帝约束中等官以下,实际是为高级士族保障利益。他的约束力之所以有效,主要来自高级士族的支持,对高级士族当然不可能有所谓整肃的法令。


数量不大的高级士族在魏代汉的时候,取得九品官人的特权,在晋代魏的时候,又取得荫亲属的特权。有了这两个特权,高级士族的势力愈益巩固,各种矛盾也因此而愈趋尖锐化。

晋武帝亲自看到魏国禁锢诸王,帝室孤立,司马懿父子结合士族,夺取曹氏政权的事实,因此,他违反秦汉以来虚封王侯的惯例,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度,大封皇族为国王,希望这些诸王屏藩帝室,对抗士族中的野心家。事实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诸王中很多就是野心家。

晋武帝大封国王,以为已经造成了一个皇族势力。他又想造成一个代表士族的势力,和皇族势力互相制约,合力来拥戴帝室。士的严格含义是儒生。司马昭死,晋武帝不听群臣谏阻,坚持行三年丧礼,下诏说“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意思是说,我家本来是传礼的儒生人家,不能因为做了皇帝改变我的儒生本色。从来没有一个国君或皇帝行过三年之丧,他一定要这样做,无非是表示自己是纯粹的士族。他曾和宠妾胡贵嫔(父胡奋,征南将军)赌博,胡贵嫔不逊让。他发怒说,你原来是个将种。胡贵嫔说,北伐公孙,西拒诸葛(指司马懿),不是将种是什么?他听了很觉得惭愧。士族以积世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做武将或其他杂业就不算纯粹。大抵自东汉末士族制度形成以来,士族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低,而且也在门第世系上矜清浊。晋武帝自称诸生家,就是在政治地位以外,还要争取门第上的清望。司马师娶东汉名儒蔡邕的外孙女羊氏为妻,司马昭娶魏名儒王肃的长女王氏为妻,这都是司马氏通过婚姻来提高门第的一种表现。司马昭给晋武帝聘弘农郡华阴县杨氏女(杨艳)为妻,也是含有同样的意义。华阴杨氏(详见《后汉书·杨震传》),按门第来说,是无与伦比的纯粹士族。

杨皇后生晋惠帝。晋惠帝一向是个白痴,当他做皇太子的时候,晋武帝屡次要废他,别立皇太子。杨皇后和大臣们提出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古训,阻止废立。杨皇后将死,要求晋武帝不得立妾为妻,正式聘娶她的从妹杨氏(杨芷)为皇后。晋武帝以诸生家自命,愿和华阴杨氏联姻,只好一一听从。杨芷做皇后后,她的父亲杨骏超升为车骑将军,杨氏声势压倒一切。晋武帝有意造成杨氏势力,希望它作为士族的代表,与皇族势力合成辅佐帝室的两翼。事实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杨氏力谋利用晋惠帝昏愚,恢复东汉皇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擅权的旧例,杨氏早被培养成了野心家。

晋武帝满以为两翼造成了,临死时,诏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子)、杨骏同辅政。杨皇后杨骏别造诏书,令杨骏掌管全部政权。以杨氏攘夺政权为爆发点,接连爆发着无穷的祸乱。这种祸乱的根基,就是统治阶级主要是高级士族的极度腐朽性。

西晋统治阶级的当权派,是高级士族里拥司马氏的一派,即司马氏集团。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相继用酷刑大量屠杀拥曹氏的士族,同时用厚利吸引一群人到自己方面来,造成司马氏集团。其中有贾充一类的功臣,有何曾一类的儒生,有王祥一类的官僚,有阮籍一类的名士。这些都是司马氏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贾充一类人又是这个集团的骨干。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也有它的道德观,但在司马氏集团里,封建道德是被抛弃得很干净的。

早在二六三年,司马昭命钟会邓艾卫瓘率兵灭汉。邓艾自以为功大,骄矜不受节制。钟会拥重兵,谋割据蜀地。钟会卫瓘诬告邓艾谋反,司马昭命钟会逮捕邓艾。钟会使卫瓘捕邓艾,想让邓艾杀卫瓘,自己再杀邓艾。卫瓘揣知钟会的用意,设计捕获邓艾。钟会密谋杀所部各军将官,与汉将姜维合力反司马昭。各军士兵哗变,杀钟会。卫瓘怕邓艾报复,杀邓艾。司马昭又把邓艾的几个儿子都杀死。司马氏集团刚取得灭汉的小功,阴谋、猜忌、反叛、残杀等丑恶行为,便一齐表现出来。

司马昭用杀戮来控制他的集团,晋武帝改用所谓宽仁,实际是首领的控制力削弱了。二八○年,晋灭吴,大将王浑王浚争功,两人各有徒党,互相攻击,晋武帝不敢判定两人功劳的大小,也不敢惩罚王浑的蛮横。随着首领控制力的削弱,大乱的危机逐渐成熟。二九○年,晋武帝临死时,杨皇后杨骏合谋,藏匿晋武帝命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的诏书,改诏书为杨骏一人辅政,大乱开始表面化。次年,晋惠帝妻贾皇后杀杨骏,逼死杨皇后,族灭杨氏并杀杨氏徒党数千人,接着,爆发了八王之乱。

司马氏集团中人,相互间只有一种极阴恶的杀夺关系,就是见利必夺,以杀助夺,愈杀愈猛烈,一直杀到发动大混战。

辅杀夺而行的是滥赏。用滥赏来纠集徒党,用徒党来进行杀夺,杀夺愈急愈多,赏赐愈滥愈厚,人人想望厚赏,也就人人想望常有祸乱,西晋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一个以杀夺滥赏始,以杀夺滥赏终的黑暗集团。二六○年,魏帝曹髦攻司马昭,贾充杀曹髦。当时司马昭对曹髦还维持着君臣名义,贾充敢于杀死曹髦,算是为司马氏立了莫大的功劳,从此成为西晋统治集团中得信任最深,得赏赐最厚的一人。二六四年,司马昭自封为晋王。同时恢复四周五等爵号,大封徒党六百余人。这次大封赏,虽然是虚封,并未实授封地,但到了晋武帝称帝时,不得不实封,以换取徒党的拥戴。二九○年,杨骏夺得辅政权,凡未得爵号的二千石以上官员,都被封为关中侯。次年,贾皇后杀杨骏,用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司马亮为纠合徒党,封一千八十一人为侯。三○○年,赵王司马伦废贾后,谋篡帝位,封文武官数千人为侯。次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为帝,大封徒党,连奴隶走卒也给爵号。浮滥的赏赐与猛烈的杀夺互相促进,一直促进到西晋统治的消灭。
晋武帝死后,早已酝酿成熟的祸乱首先从宫廷里发作起来,接着爆发了八王混战。黄河流域居民遭受祸乱特别沉重,战争以及因战争而引起和加重的天灾,迫得居民无法生存,盲目地向着认为可能谋生的地区流亡。与八王混战同时,出现大量的流民,说明西晋统治的社会基础崩溃了。
上述大群流民以外,《晋书·食货志》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卖人为奴婢),奔迸流移,不可胜数”,这就是说,盲目逃命的小流民群是数不清的。事实上流移并不能免于死亡,特别是三一○年,整个黄河流域遭受大蝗灾,草茎树叶甚至牛马毛都被吃光,接着发生大瘟疫,在广大地区上,逃也无可逃了。饿死、疫死以及被杀死的人,“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不再似人间世界。这种形势,很可以爆发出大的农民起义,但除了李特率领的入蜀流民是农民起义,其余如杜弢率领的巴蜀流民,还想“守善自卫”(杜弢《与晋南平太守应詹书》),不曾发展为联合当地农民积极向晋统治者进攻的起义军,至于北方流民大都加入八王和刘渊、石勒、王弥等人所发动的战乱中,丧失农民起义的独立性质,只能在野心家利用下,增加农民自身的灾祸。

东汉末年大战乱以后,黄河流域人口剧减,北边和西北边诸州郡地旷人稀,急需补充人力,汉魏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对游牧族人的入境居住是宽容的,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则是极残酷的;入居诸族对游牧生活改进为农业定居生活,并吸收汉族文化是乐意的,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则是难以忍受的。入居诸族所受痛苦比汉族人民更为严重。到了晋惠帝时,严重到无以复加了。八王之乱起,汉族人民还来不及从流亡发展为起义的时候,入境诸族以匈奴族刘姓贵族为首,发动了反晋战争。这样,战争的性质成为各族统治阶级间的争夺战,各族人民被利用来加强他们的争夺战,结果是历史走的不是由农民战争取得统一的道路,而是长期分裂割据的道路。

贵族出身的匈奴人文化已达到晋士族的水平,但社会地位却比晋中下级士族还低些,仕进的希望是没有的。一般匈奴人给晋地主家作田客,有些地主役使匈奴田客多至数千人。匈奴失意的贵族和被奴役的劳苦群众结合起来,成为一支反晋的主力军。

晋武帝为取得高级士族的拥护,允许中正官任意定品,禁止受屈的人申诉。那些没有势力的士族,称为寒门或后门,即使有才能,也要被评为下品,永无富贵的希望。这种失意士人对高级士族怀着极深的仇恨,寻找报怨的机会。中下级士族一部分投靠诸王,助诸王争夺权利。如孙秀助司马伦作乱,杀了潘岳石崇张华裴頠等人,并且还灭他们的三族,和这些人有亲友关系的官员也一概免官斥逐。依附司马伦的士人都做了高官。八王混战,忽胜忽败,没有一个能确实掌握中央政权,高级士族虽然受到很大的杀伤,但朝廷大官终究还是在以王衍为首的高级士族手中,中下级士族只能杀人泄忿,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劣势。另一部分投靠少数族豪酋,其中有些是为避乱,多数是为帮助他们反晋。晋武帝太康末年,命刘渊为北部都尉。刘渊轻财好施,招纳党徒,“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所谓名儒、秀士,就是那些失意的士人,不仅并州的士人来投,连幽冀两州的士人也来了,他们对晋朝廷自然是怀有敌意的。晋惠帝初年,鲜卑拓跋部酋长猗 (音拖tūo)、猗卢击破塞外匈奴、乌桓诸部,声势颇大,代郡士人卫操、箕澹等出塞投拓跋部,助猗 招纳晋人,建立国家。其余慕容廆、石勒等人建国,都得到晋中下级士族的帮助。高级士族正在高谈虚无,尽情纵欲,中下级士族却在借少数族豪酋之手,挥动屠刀,石勒的谋士张宾终于把以王衍为首的高级士族几乎全部杀尽。

高级士族独占西晋朝政权,晋惠帝时,司马氏集团内部首先破裂,出现贾氏灭杨氏、八王混战的局面,统治机构解体了。黑暗的政治压迫,残酷的经济剥削,迫使大量农民四散流亡,社会的基石崩坏了。司马氏集团压迫少数族,少数族豪酋利用本族人的困苦无告,发动种族战争,压迫汉族人民,这当然得不到汉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因而只能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短期国家。晋高级士族压迫中下级士族,这些失意士人怀着愤恨的心情和求取富贵的愿望投靠少数族豪酋,助长了豪酋们的破坏力量。西晋司马氏集团的腐朽和内乱,加上少数族豪酋与失意士人的报复和破坏,黄河流域长期陷入阴惨恐怖的绝境中,汉族人民固然受到无限的灾祸,少数族人民也同样做了本族豪酋的牺牲品。

少数族人民推翻西晋统治的愿望是正义的,表现为行动却是野蛮性的。这种野蛮性表现的强弱,和少数族豪酋及汉族失意士人野心的大小成正比例,所以社会遭受大破坏,应该由西晋统治者和这些野心家负主要责任。

下面按照破坏的不同程度,分黄河流域的混乱状态为三期。凉州的前凉,蜀地的成国,性质与其他割据者不同,另作说明。

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斗争,是封建社会历史的一条基本线索。这条线索的一个方面,即地主阶级方面,为了争夺统治权,不断地进行着内部斗争。这种内部斗争往往成为某一历史时期里的主要特征,严重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阶级斗争(渗杂着各族间斗争)因而愈益复杂化。自秦汉迄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由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第一步是无市籍地主与有市籍地主间的斗争。这个斗争开始于秦,发展于西汉,猛烈冲突于东汉,结果是东汉末年社会遭受极其惨重的大破坏。第二步是九品官人法的成立,标志着代表无市籍地主的士族战胜了有市籍地主,同时高级士族开始了对中级士族的压迫并排摈低级士族。中级低级士族代表中小地主,人数最多,而且才能之士也多在这个大士人群里产生,他们被压迫和被排斥,无市籍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激化深化了。结果是西晋统一政权迅速崩溃,在中级低级士族与豪强势力结合下,出现十六国大混乱的局面,黄河流域又一次遭受毁灭性的长期大破坏。
三八六年,拓跋珪受诸部大人的推戴,即代王位。拓跋珪用张衮为长史,许谦为右司马,政治指导者仍属汉族士人。同年,拓跋珪改国号为魏,表示不再受晋朝的封号。拓跋珪的首要措施是务农息民,取得后燕(慕容垂)的援助,借以抵御内部诸部大人的不稳定性。这些过着游牧生活的部大人,叛服无常,不懂得在一个固定的国家内服从一个国王对自己有什么利益。三八七年,拓跋珪定出一条有效的办法,就是颁赐群臣将士各有差(每次战胜后,按战功分赏虏获物)。从此拓跋部成为坚强的好战集团。三八八年,魏攻库莫奚(奚是东胡种),大胜,获杂畜十余万头。三八九年,大破解如部,获男女杂畜十余万口,又大破高车(高车本名敕勒,也写作铁勒)诸部落。三九○年,大破高车袁纥(回纥)部,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口。三九一年,大破拓跋部的世仇刘卫辰部(南匈奴的别支),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黄河以南(河套)各部落都来归附,魏占有河南广大牧地,国富兵强,准备进取中原。三九五年,在参合陂大破后燕太子慕容宝军,俘获文武将吏数千人,器甲资财无数。三九六年,拓跋珪率大军四十余万人攻后燕,夺得并州。又率大军出井陉(河北井陉县),与后燕军连年大战。三九七年,攻破后燕国都城中山(河北定县),大河以北诸州郡全为魏有。是年,拓跋珪建都平城(山西大同市)。三九九年,改号称皇帝(魏道武帝)。南北朝对立的形势,基本上形成了。

魏道武帝有战必胜,迅速建立起封建大国,是由下列几个原因造成的。

在军事方面,主要是利用班赐群臣将士各有差的办法,使得诸部大人和鲜卑兵知道战争中掳掠的利益比游牧大得多,愿意跟随他力战,很少发生叛逃事。在班赐物中,自然包括奴隶。许谦从军攻刘卫辰部,有功,受赏得僮隶三十户(僮隶户也称隶户,是失去自由但有自己的家室的人,还不算是奴隶,这种人的来源主要是被俘的敌国民户)。大将长孙肥屡立战功,受赏得奴婢数百口,牲畜上千头。王建有功,受赏得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头,又受赏得僮隶五千(千疑是十的误字)户。安同有功,受赏得妻妾及隶户三十,马二匹,羊五十口。张济有功,受赏得奴婢百口,马牛数百,羊二十余头。李先有功,受赏得奴婢三口,马牛羊五十头。依据这些事例看来,受赏数量并不大,为什么能够激发好战心呢?崔浩谏阻魏太武帝攻宋的信里说,“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夏),北破蠕蠕(柔然),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攻宋),以取资财”。这里说得很清楚,好战的目的在于大肆掳掠,班赐只是承认掳掠为合法的一种形式。魏自四八四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起,才制定俸禄,在这以前,文武百官以掳掠贪污为正当生活。掳掠人口尤为武官致富的重要手段,最大的人口掳掠者就是魏皇帝。东晋安帝时(与魏道武帝同时),仇池公杨盛上表叙述魏国情形,说魏国妃妾都住瓦屋,有婢女千余人,织绫锦,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蔬,贩卖谋利。魏皇帝利用婢女来养活妃妾,可以推想文武百官也是靠奴婢、隶户来养活。魏国由于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下至一部分鲜卑士兵,各占有多少不等的奴隶,有向奴隶制度发展的趋势,这对一个暴发的落后社会说来,走奴隶制度的道路,是很自然的。可是,它受到汉族封建制度社会的影响,不可能顺利地发展起来。虽然如此,这种趋势却一直保持到鲜卑统治最后崩溃(北周)的时候。

在政治制度方面,也由于军事上的巨大胜利,魏国占领了汉族居住的广大土地。要统治汉族,首先得接受封建制度。猗卢、什翼犍在汉族士人辅助下,封建制度已经在代国起着推进社会的作用。魏道武帝得并州,开始成立正规的政治机构,自刺史、太守(地方长官)、尚书郎(中央办事官)以下官,一般都用文人(汉族士人)。他留心招纳,士大夫来军门求见,不论老少,一概引入谈话,尽量录用。三九九年,在平城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增生员共三千人。命郡县大索书籍,送平城。四○一年,亲祭先圣周公先师孔子。魏国用大量汉族士人作文官,魏皇帝依靠这些汉族文官的支持,才建立起封建政治制度的统治机构。这个机构所统治的人,自然,主要是汉族劳动民众。三九七年,魏大军攻后燕国都中山,屡战不胜,军中大疫,兵士死去什之五六,诸将都想北归。魏道武帝说,有民就有国,我不怕没有民。意思是说,鲜卑人走了,我有汉官汉民也可以立国。诸将听了这些话,才不敢再说北归。这里说明魏皇帝的支持者,固然鲜卑族是主要的,但已经不是唯一的支持者,也说明军事上依靠鲜卑族,政治上却必须依靠汉族士大夫,否则,就无法在中原立足。

在经济方面,以旧都盛乐新都平城为中心的魏国本土,农业的重要性愈益增进,鲜卑族的贵族也逐渐转化为地主,畜牧业渐转到次要地位。什翼犍时,代国已有穄田。拓跋珪即代王位,首先重视农业(“务农息民”)。三九五年,后燕慕容宝攻魏,收魏穄田百余万斛,说明魏国本土已有相当规模的农业。三九八年,灭后燕,徙后燕境内吏、民及徒何(鲜卑)等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到魏京,给内(魏本土)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又徙后燕国太守、县令、豪强二千家到魏京,无疑也要给予田地。当时划平城周围为畿内,畿外分四方、四维,置八部帅各管一方一维。这种方、维帅是朝廷派遣的地方官,不同于原有的部大人。在方、维内居住的部落,被解散为普通民户,分地定居,不许自由迁徙,部落君长大人也被当作普通民户看待。四○四年,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当是对这些部落君长大人的不满表示让步。方、维帅功课农耕,按农业成绩定方、维帅的功过。四○○年,魏道武帝亲耕藉田,为百姓作表率。贵族和跋将死时,告诉诸弟说,水北土地瘠薄,你们可移居水南,耕种良田,广兴产业。农业比畜牧业利厚,足见贵族在有农业条件的土地上,兴农求利,不愿继续保持畜牧业。耕田人里大多数是从中原迁来,计口授田的新民和分地定居的鲜卑人,他们耕种小块土地,每年给皇帝(最高地主)缴纳租赋;还有一部分是为贵族豪强种地的佃户和隶户。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下的关系,因此魏国是封建制度的国家,虽然原始社会的残余和奴隶制度的趋向同时并存,但并不能阻止鲜卑社会的封建化。

魏道武帝建立起由鲜卑人汉人组成的大国以后,迫切地寻求稳定皇帝统治权的方案,任用大批汉官为魏国制定各种制度,提倡农业,解散游牧部落,都是这种方案的表现。这方面,他取得了成就。但在另一方面,汉族与鲜卑族间的矛盾,鲜卑贵族与魏皇帝间的矛盾,却迫使他陷于精神失常,直到发狂被杀,成为鲜卑社会急剧变化中的牺牲者。

张衮是魏道武帝的第一谋士,最得信任。张衮荐中原名士崔逞,崔逞即被重用。对鲜卑族的统治,总是存在着或隐或显的矛盾,他无法消除这个矛盾,而且还必须压抑自己所体现出来的游牧族的野蛮性,抑郁久了,会变成神经失常的人。

尤其紧张的是鲜卑贵族与魏皇帝间的矛盾。鲜卑族原始社会的残余势力,猗卢以来,虽然逐渐在削弱,但对皇帝集权仍是一个有力的阻碍。魏道武帝在政治、经济上的措施,是要解散部落势力,催促鲜卑社会加速封建化,在这样急剧变化中,皇帝与贵族间表现出特殊的紧张状态。四○六年,他下了一道诏书,说人们以为汉高帝起于布衣(平民)而有天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知道汉高帝受天命做皇帝,决不是凭争夺得来。他劝臣下安分知足,才能“保荣禄于天年(善终),流余庆于后世(死后有子孙)”。接着又下一道诏书,劝臣下不要争夺名位权利。这都反映当时贵族争夺官爵甚至要夺取帝位,使得他惊慌失措,烦闷不安,或几天不吃饭,或通宵不入眠,自言自语,见神见鬼,觉得朝官和内侍,都怀有恶意。事实上鲜卑大臣穆崇、拓跋仪也确实想杀死他。他留心臣下言语行动,一有可疑,便亲手击杀。只有汉族大臣崔宏、崔浩父子不被猜疑,其余朝臣人人自危,不敢见他的面。四○九年,他被儿子拓跋绍杀死。《魏书》说魏道武帝是因为吃寒食散得的病,其实这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于无法解决上述两个矛盾特别是对鲜卑贵族的矛盾。

魏道武帝是有力地推动鲜卑社会前进的积极人物。他灭后燕国,建立强大的魏国,为结束十六国长期混乱、统一中国北部作了准备,在这一意义上,他对中国历史也是有贡献的。

四○九年,魏明元帝杀拓跋绍,即魏帝位。他采取拓跋部四部大人与大酋长共同管事的惯例。魏在黄河以南取得许多州镇,确立了南北朝对立的形势。

四二三年,魏明元帝死,魏太武帝继位。鲜卑族到魏太武帝时期,武功达到最高峰,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战争。魏太武帝和魏道武帝一样,是魏国杰出的皇帝。

魏太武帝依靠崔浩的谋略和鲜卑人的慓悍,战无不胜。四二四年至四二五年,大举出击柔然,迫使它逃奔漠北,暂时不敢南侵。四二六年,出兵攻夏国,取长安城。四二七年,攻破夏都城统万。四二八年,俘获夏主赫连昌。四三一年,攻取夏最后都城平凉,夏国亡,魏取得关中。四三二年,出兵攻北燕国,围龙城,不克。四三六年,灭北燕国,魏取得辽河流域。四三九年,出兵灭北凉国,魏取得凉州。自三○四年开始的十六国大乱,到这时候黄河流域才得到统一,劳动群众比割据时期多少安定了一些。

魏国在战胜中,俘获人畜财物不可数计,诸将受皇帝班赐,再加上私自掳掠,正如崔浩所说,“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个个成了大富豪。早在四一三年,魏明元帝遣将击破越勤、倍泥部落,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人二万余家。这些被俘的人,计口受田,不当作奴隶看待。可是战胜军归来时,班赐将士牛马奴婢各有差。这里所赐的奴婢,当是战争中在另一种情况下俘获的人,被贬为奴婢。《魏书》记俘获,有些称男女或新民,有些称生口,前者指民户或隶户,后者指奴婢,身分自有区别。将士私自俘获的人,应是属于生口类。魏太武帝时俘获的生口数量更大,不仅班赐给出战的将士,而且还班赐给留台文武(未出战的在朝文武官)生口缯帛马牛各有差。出战和未出战的文武官都分到生口,出战将士又有私有生口,再加上鲜卑兵受赐和私有的生口,魏国在魏太武帝时,奴隶制度的趋势,比魏明元帝时又大进一步,也就是说,魏国存在着大量的奴隶,从事生产来供养文武官和鲜卑兵。

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后,连年出击柔然和西域诸国,获得多次胜利,最后自然要进攻南方,企图削弱宋国并掠夺更多的生口和财物。四四九年,魏太武帝出兵大破柔然,掳获人口和牲畜共一百余万。柔然大败后衰弱,再不敢大举来侵犯魏边塞。四五○年,魏太武帝亲率大军攻宋。这时候正是宋文帝在位,国力强盛。魏宋大战,魏军不能攻破宋国重要城镇,只能在城镇外大杀大掠,尽量破坏,使居民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害。宋军民痛击魏军,魏军也死伤大半。四五一年,魏太武帝只得退兵回平城。他用兵没有受过这样的挫败,大为国人所怨恨;鲜卑人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死伤,此后害怕同南朝作战。四五二年,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杀死。

鲜卑拓跋部人数本来不是很多。魏得黄河南北州郡后,更显得本部人太少。每有战争,驱迫汉人和非鲜卑人(所谓“杂夷”)临前敌,让鲜卑骑兵在阵后督战,不顾前面士兵的死伤,一味强迫前进,战败了,鲜卑骑兵便首先逃走。魏国用这样的方法来保存本部人,使得鲜卑人只发扬游牧族的残暴性,却消失了游牧族的悍战性,再加上不牧不耕,专事掳掠,多年来养成的堕落性,鲜卑拓跋部实际上已经衰弱了。经攻宋一战,它的衰弱现象暴露出来,从此,魏国由强盛转到衰弱的阶段上。

魏太武帝的继位者魏文成帝在位时(四五二年至四六五年),是魏国衰弱时期的开始。这时候,对外战争基本上停止了,国内汉族劳动民众和鲜卑统治者间的矛盾便升到第一位。魏文成帝屡次下诏,斥责地方官侵害百姓,以营家业。又斥责地方官串通大商富贾,重利盘剥民财,共同分赃,规定官商犯赃十匹布以上,处死刑。又诏令平民(良家)因穷出卖子女为奴婢,得赎还子女。又禁止贵族和士族与百工伎巧卑姓通婚,理由是“贵族之门,多不率法(奉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所谓贪利财贿,就是贵族士族和大商富贾通婚,官商勾结来盘剥民众。他下了这些诏书,并不能减轻民众的痛苦。魏文成帝亲到河间郡鄚县(鄚音莫mò河北任丘县北)镇压攻取富户的贫民,十五岁以上男子全被惨杀,十五岁以下男子,当作生口班赐随从各官,这也并不能抑止民众的反抗。到魏孝文帝时,汉民的反抗,规模愈益扩大,有政治才能的魏孝文帝采取各种措施,暂时和缓了这个危机。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四九四年,就建立起河阳牧场(在河南汲县地),养军用马十万匹,每年从河西牧场选马到并州牧场,过些时又迁到河阳,使马匹习惯内地水土,不至死伤。四九五年,选鲜卑勇士十五万人组成宿卫军。同年,魏宫人和文武百官全部迁到洛阳。魏孝文帝准备了自卫的武力,同时着重进行鲜卑族的汉化和诸州士族门第的评定。按照“以贵袭贵,以贱袭贱”的规则,官职按门第高下来分配。低级地方官(县官)从低级士族中选取,让这些士人也有仕途。魏国经这次大改革,政治制度与南朝完全相同,汉士族满意了,魏国统治权也确实稳定下来了。鲜卑贵族和一般鲜卑人不甘心对汉士族作这样的让步,四九六年,魏太子元(本年,改拓跋为元)恂谋逃回平城,许多高级贵族数次谋据平城自立一国,都遭到魏孝文帝的严厉镇压。此后,汉士族(包括南朝文武降臣)成为魏国的有力支持者。

魏迁都洛阳,与南朝邻近,更显得南朝对自己的威胁。四九七年,魏孝文帝亲率大军攻齐,想扩大疆域,无功退回。四九八年,魏孝文帝起大军攻齐,又无功退回。四九九年,齐将陈显达攻魏,魏孝文帝带病去抵御,陈显达败退,魏孝文帝也在归路上病死。这三次战争,说明魏国武力已经衰弱到和南朝相等的程度。

魏孝文帝死后,魏国进入内乱时期。

鲜卑化的汉人高欢,从此成为鲜卑流民汉大姓联合势力的领袖。魏国的政权,从尔朱氏转到高欢手里,高欢自居晋阳,控制洛阳的魏朝廷。从此魏分为东西两国。
周武帝重用李德林,说我从前看李德林为齐朝所作公文,以为是天上人,想不到今天为我所用。周武帝统一黄河流域,为隋统一全中国作了准备,自北魏内乱以来,只有这一次战争是有积极意义的战争。

五八一年,杨坚称帝(隋文帝)灭周国,建立起隋朝。

自西汉末王莽以下,用禅让形式夺取帝位,都要经过长时期的执政和排除多种的阻挠,才能新旧相代,象杨坚那样容易而迅速地取得帝位,以前不曾有过,根本原因就在于宇文政权中汉人势力远远超过宇文氏势力。

突厥轻侮中国的局势,到隋文帝时才改变过来。
从东汉末年开始,封建割据势力一直占巨大优势,但统一势力也在继续增长,朝着统一全国的方向前进。魏、汉、吴三国分立,结束了东汉末年的大乱,到西晋实现了统一。西晋极端腐朽的政治,很快引起十六国大乱,魏太武帝扫清十六国残余,周武帝扩大北朝的地域,到隋又实现了统一。自东汉末至隋初四百年间,不管封建割据如何得势,最后还是归宿于统一。这个事实,说明秦、汉以来,汉族已经基本上形成为一个相当稳定的共同体,政治上割据只能是一时的现象,统一却是根本的趋向。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十六国割据,主要发动者是所谓五胡的少数族人,后来唐朝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大分裂,少数族人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少数族的发动侵扰也应是破坏统一的原因之一。

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隋文帝在力求巩固国家统一的方针下,行政、定制度,对待敌国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西晋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动乱,到隋文帝时,确实稳定下来了。他是较好的政治家,因为他多少能够留意到劳动民众的愿望。
自十六国时起,黄河流域汉族民众长期遭受非汉族统治者的歧视和虐待,是要求恢复汉族政权的。就是汉士族,也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政治地位。曾经取得统治权的各族,失势后陆续融合到汉族里,与汉族成为一体,政治要求也就一致了。宇文氏成立政权,主要依靠汉族,本身并无宇文部落作根基。周武帝灭北齐后,汉族势力更有极大的增加,宇文氏政权象一叶扁舟飘浮在大海上,一遇风浪就会覆没,隋文帝杨坚在风浪中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宇文氏的政权。

五七八年,周武帝死,子周宣帝继位。周宣帝昏狂暴虐,屠杀宗室和大臣。颁布《刑经圣制》,用法苛刻。外自朝士,内至宫女,人人恐怖,不保朝夕。他掀起了这个风浪,五八○年,病死,子周静帝年才八岁,当然无力平息这个风浪。

隋文帝的父亲杨忠,是北周勋臣;他的女儿是周宣帝正后。他系出华阴杨氏,是士族中高门,宗兵(杨氏私兵)多至三千人。这些条件使得一群关西士人在周宣帝临死时,便合谋引他入宫辅政,总揽大权。他的主要谋士李德林和高颎(音窘ji%ng)都是山东士人,他通过二人取得山东士族的支持。五八一年,隋文帝灭周,建立隋朝。

隋文帝在辅政时,革除周宣帝所行暴政,又令汉人各复本姓,废弃宇文泰所给鲜卑姓。这都是符合汉族人愿望的。周臣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起兵反抗,都很快被消灭,因为隋文帝已获得民众的归心。他即帝位后,首先取消北周官制,恢复汉、魏官制。就是表示真正恢复了汉族政权。

战国时,秦孝公、商鞅创立秦制,高度的君主集权精神有异于山东六国。秦始皇统一天下,稍作修补,成为通行全中国的制度。两汉以至南北朝(北周中央官制模仿《周礼》,是例外),基本上沿袭秦制,自然也陆续有不少改革。隋文帝统一天下,综合前代各种制度,有沿有革,厘定成隋制。自唐至清,基本上沿袭隋制,自然也陆续有不少改革。隋文帝所定制度,同秦制一样,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官制——五八一年,隋文帝即帝位,即废北周官制,恢复汉、魏旧制。隋确立制度,全国任何小官,任用权都操在吏部。就地征辟僚佐,自然多是本地豪强。隋制,县佐须用别郡人,地方长官不得自用僚佐,县佐回避本郡,使本地人不得把持本地政务。这些,都有利于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地方官制隋以前极为紊乱,南朝有侨州郡县,南、北两朝都滥立州郡县名目,民少官多,耗费甚巨。五八三年,隋文帝废郡一级地方官,只存州县两级。隋炀帝改州为郡,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隋简化地方官制,消除了东晋、南北朝以来的紊乱现象。


兵制——自魏末至齐,朝廷宿卫兵(鲜卑人)分为六坊。六坊也称六府。坊兵以战争为专业,完全脱离生产。五五○年,齐文宣帝挑选坊兵中最勇健的人,称为“百保鲜卑”,充皇帝的卫士。又挑选勇健汉人,称为“勇士”,充边塞要害地的守兵。宇文泰在关中,人力财力都不及北齐,因此创行府兵制,来对抗北齐的精兵。府兵是挑选有勇力的农民充兵。平时,仍从事生产,并免本身租庸调,只在农闲时候受战阵训练。战时,邻居六家供给军需。府兵制既能寓兵于农,又有各级军官督率,自立军籍,不编入民籍,可以随时调发,比完全依靠军饷为生的坊兵制至少有省费的优点。

科举——隋朝用人主要是北周旧贵族。南朝的江南士族和北齐的山东士族只能保持传统的社会声望,却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殊权利。朝廷采取考试法,这就逐渐形成为科举制度,使士族有入仕的途径。五八七年,隋文帝定制,每州每岁贡士三人。州县保荐贡士的标准是文章华美。文章尤美的士人,州可保荐应秀才科,受特别考试。山东士族受南朝影响,学华美文章为专业,早成风气,朝廷无法抑止。五九九年,隋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二科举人。取士按德才,是想改变文章取士的惯例,可是事实上还是行不通。李谔上书请正文体说,魏晋士人“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可见齐梁以来,南朝士族求官,不仅凭门阀,还要凭文章。南北统一后,南方士人一向有这种惯例,自然要用文章作仕进的工具。六○七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的。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南北士人凭文才来竞争高低,魏、晋以下凭门阀高低作官的制度,从此逐渐为科举制度所代替。进士科的作用,不仅在提倡华美文学,更重要的意义还在消除南北士族的界限。

上列隋文帝所定制度,显然是总结了秦、汉至南北朝一段的制度,从而提高到新的阶段。唐以后历朝的制度,都溯源于隋制。一般说来,隋中央集权制度比秦、汉又有加强,这对经济上同样繁荣的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在一个朝廷统治下统一起来,是有重大意义的。


隋文帝用长孙晟的谋略,中国边境安宁,突厥分裂破败。从隋朝方面说,是用力少而收效多;从突厥方面说,由于贵族争夺权位,给隋以可乘之机,部落离散,几至灭亡。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国与国的关系,总是处于角力状态中,按照力量的强弱与暂时的平衡,呈现出胜败存亡荣辱与暂时的和平等复杂现象。产生力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统一,丧失力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分裂。北朝,齐、周分裂,争向统一的突厥忍辱献厚礼,隋文帝统一,击破分裂的突厥。隋末大乱,当时割据者如薛举、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流,都向统一的突厥可耻地称臣求援。突厥给他们称号,助长他们的分裂势力,借以坐收大利。统一是立国的生命,分裂是衰亡的根源,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个规律,隋与突厥胜败的变化也是许多证明中的一个。

攻高丽——高丽国建都平壤,国王姓高氏。隋灭陈,高丽王高汤怕隋兵来攻,作战守准备。这本是立国应有的要务,隋文帝却认为高汤有罪。五九七年,高汤死,子高元立。五九八年,高元率众万余人攻辽西,被隋兵击走。隋文帝得到这个借口,发兵三十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陆路出临榆关(山海关),军中发生疫病,海路向平壤,遭遇大风,船多覆没。隋文帝只好退兵。史书说,兵士死去十之八九。他无故兴兵,表现了大国的骄横态度,出兵受挫,他当然不会甘心。可是,他终究是个有经验的皇帝。当时正是与突厥达头、都蓝两可汗决胜败的紧要关头,他利用高元遣使来请和的机会,宣告罢兵,恢复两国原来的关系。后来隋炀帝骄横无比,继续走隋文帝受挫的旧路,对高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终于引起国内的大乱,隋朝也就崩溃了。但攻伐高丽是防止其做大威胁中国,有战略考虑.

隋文帝为巩固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首先是厉行节俭政治,使民众在较轻的剥削下得以发展生产。其次是修定刑律和制度,使适合于南北统一后的中国。刑律删去若干秦、汉、南北朝相沿的酷刑,更是一个重大的改进。隋文帝利用突厥内部存在的弱点,以谋略为主,军事为辅,避免发生大战争,这对国家的安定是很有利的。西晋末年开始的国内分裂,经隋文帝积极经营,造成了较为稳定的统一局面,盛大的唐朝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

隋炀帝历史上的这个人很有文才的人。隋炀帝真的那样荒淫无耻吗?——隋朝灭亡的真实原因
历史上的文献记载隋炀帝的荒淫无耻早已经被教科书搞得尽人皆知了,但是整个问题究竟是怎样,就知道了隋炀帝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但是他的历史名声太臭,本人再从经济方面看隋朝,就又有更多的体会。灭亡南朝陈国时隋炀帝也是统帅之一,所以这个人还有领导的才能。只有从隋炀帝的荒淫无耻上着手了。再思考就知道隋炀帝的心机和权谋是过人的,能够这样的包装自己夺取太子的地位,隋朝的安定,造成人口的激增,隋朝的灭亡,主要是核心…… 历史上的文献记载隋炀帝的荒淫无耻早已经被教科书搞得尽人皆知了,但是整个问题究竟是怎样,又有多少人能够思考呢?在自己知道得多一些的时候,就知道了隋炀帝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但是他的历史名声太臭,中国历来是要以人品道德来衡文的,所以这些就不提了。
有了经营管理阅历后,再思考就知道隋炀帝的心机和权谋是过人的,能够这样的包装自己夺取太子的地位,绝对不是一个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人物,而且隋炀帝也是建功立业过的,灭亡南朝陈国时隋炀帝也是统帅之一,所以这个人还有领导的才能。
这样再回来看对于隋炀帝荒淫的描写,起源于唐代编写的隋史,唐人丑化隋炀帝是有他们的政治需要的,而且随着年代的推进,史书中这样的描写是越来越多的,这样就不正常,到了元代戏曲和明清小说兴起后,这样的演绎就达到了极致,有专门以隋炀帝为蓝本写的色情小说,导致历史与演义的不分,而对于一个皇帝,拥有大量的女性从来不是古代的政治问题,而且历史上著名的脏唐评价,我们的盛唐的皇帝乱伦也很多的,而隋炀帝一直没有更换过他的皇后,还算是皇帝中比较好的了,所以隋炀帝的认识也要更深入的认识。
本人再从经济方面看隋朝,就又有更多的体会。隋朝的安定,造成人口的激增,以前可以战争减少的人口,战争不存在了,而小孩长大了,粮食就不足了,为此隋朝进行了不必要的远征高丽,但是这样的远征供应不足,作战半径受牛车可以以车载粮草走多远限制,为了保证供应,就采取了单程的做法,既运送粮草的牛车到前线就杀牛,车夫补充兵员,结果造成雪崩式的反馈,人员膨胀一时不能取胜,最后终于供应无法维持,造成彻底的失败,社会矛盾加剧。
而对于中原地区,土地的兼并导致老百姓的生活问题,隋朝是一个禅让取得政权的朝代,而唐朝是革命武力取得的政权,所以唐朝可以实行均田制,而隋朝是没有能力剥夺豪强的土地进行均田的,而且我们的包产到户等等政策,如果大家对于均田制的理解深入一些,就知道后世的政策都是借鉴均田制而来的,隋朝这样的结果,一定是粮食不够吃了,这样的饥荒,就一定有流民和流寇的产生。
而为了解决粮食运输和战争的供应,隋朝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运河建设,这样的建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也造成矛盾的激增,但是运河的好处隋代却没有享受到,成全了唐代的强盛。
隋炀帝的炀字,就是说他死在都城之外,隋炀帝游扬州,史书上说他是只为个人享乐,并且在国家山河飘摇的时候,还留恋在扬州不走,对于这个问题,本人有另外的看法,隋炀帝带着近卫军和宫廷人员,足足有几十万人,这样多的人出来,也被史书说成为荒淫的证据,但是我们反面想一下,在关中地区植被被破坏,粮食生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供养皇帝的宫廷和近卫军的物资?如果物资供应不足,那么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公开的迁都肯定是下策的,把这些人口带到供应充足的地区,实际上是解决粮食危机的唯一办法,皇帝等几十万人离开后,关中的粮食饥荒就解决了。而扬州就是这样的物资枢纽,古代江南运送的物资均集中于此,如果这些人在扬州,运输成本大大减少,古代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物资的运输成本是极高的,千里运输往往可以损耗过半,况且运输道路受到流民和流寇的威胁就更加如此,所以隋炀帝长期在扬州不走,实际上应当是有深刻的经济原因的。我们对于历史的指手画脚,从来就不看经济供应问题。
隋朝的灭亡,主要是核心的政治势力的分裂造反,一支为李唐家族,一支为宇文家族,宇文家族给隋炀帝致命一击,史书上评论他们愚蠢的等待被其他豪强灭亡,但是我认为事实上也是经济问题,在隋炀帝在德时候,江南有义务给皇帝供应物资,但是把隋炀帝杀了,江南地区不会给宇文家族供应物资的,因此宇文没有物资供应就只能是等死。而后来的隋史,应当夸大了当时的流寇的作用,这样把隋朝写得天数已尽,唐朝的政权才不是篡权,这在古代君权神授的年代,可以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而最终的原因,只有从隋炀帝的荒淫无耻上着手了。
所以本人认为隋朝的灭亡和隋炀帝的失败,是经济问题为主导的,辅助以战争的失败和政敌的造反,而经济问题主要就是人口和粮食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因此我们的三农问题也是社会的大问题,隋炀帝的多搞一些女人,与历史上的其他皇帝比也就是小节问题,但是历史不是能够让他自己写的,写历史的人需要一个隋朝灭亡的理由,而荒淫无耻是最不影响其它政治利益的理由,就如现在对于政敌也是以个人作风问题为最终的理由一样的道理,我们的领袖要是没有继任者搞类似均田制的修正解决了粮食问题,历史就不会只说他七分功过了,而被打倒的领袖老婆,说她生活腐化,当年的事例就是每天要吃五个新鲜鸡蛋!所以历史的真相从来是需要思考的。
隋炀帝杨广是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坚的次子,是个很有才华、头脑精明,大体上是位积极、有进取心的人。对于国政,他也有恢宏的抱负,并且戮力付诸实现。主政后,他巡视边塞拓、开通西域、推动大建设。然而最终因人民负荷不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穷兵黩武,遂以残暴留名于世。一、亲自指挥完成祖国统一(一统江山)公元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富裕、强盛的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当时人们认为“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为南北......”当年符坚百万大军都没有突破长江天堑。可见这是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可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而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20岁的杨广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结束了上百年来中国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从此中国进入了和平、强盛的时代。这要比李世民指挥部队平定各路农民起义与割据的小军阀要战功卓著。隋炀帝杨广功劳盖世!!!二、下令修建完成大运河(修通运河)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功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大运河”的修建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隋炀帝为中国后代子孙万代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他对中国的功绩是不朽的、是很难有人比拟的......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劳民伤财导致灭国。如此浩大的工程谁修建都不讨好,谁建都会伤国体。有谁敢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还有谁敢做如此大的手笔?大概只有气魄同样浩大的千古一帝秦始皇了。 三、亲自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公元605年(大业元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丽交易,率军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备。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大败契丹军,俘虏其男女4万余人。隋朝阻止拖延了契丹的崛起强大。公元608年(大业四年),隋炀帝派军灭了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并实行郡县制度管理。使之归入中国统治之下。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公元609年(大业五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个人玩乐的。因为西部自古大漠边关、自然条件环境恶劣,隋炀帝还曾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此峡谷海拔三千多米,终年温度在零度以下。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也大都失散。隋炀帝也狼狈不堪,在路上吃近苦头。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隋炀帝一人。隋扬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史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是千古名君才能有的功绩。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杨广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这是举世创举。《隋书·经籍志》著录《炀帝集》55卷,《全隋诗》录存其诗40多首。事迹见《隋书》本纪。

杨广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认可越来越多,这是一种趋势。不过话说在前头,继位的如果是杨勇,哪怕弄一个司马衷,司马德安,甚至是万历、同治这些皇帝,隋朝绝不会二世而亡。尽管这样说,并不表示低看杨广的能力。前些天专门看了一些杨广经略四方的材料,他对林邑、突厥、吐谷浑和西域诸国的羁縻、攻伐策略都非常得当,可谓软硬兼施,绝不拖沓。他是隋朝大开拓的总策划人,绝不是什么名誉主席之类的,因为他本人的权力欲极重。至于征伐高丽,有很多客观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杨玄感,如果没有他的叛乱,高丽肯定拿下了。杨广退军的时候,来护儿从莱州出发的军队离平壤只有30公里了。
 隋炀帝是一个暴君,但不是昏君
隋炀帝 有过人的文武才能,隋朝的灭亡是 隋炀帝 的雄心壮志而且急于求成而压垮的:在其既位的短暂时间里修京杭大运河、攻突厥、打高丽,以至于民力无法承受而将其推翻的。 隋炀帝 是一个雄才压垮了的君主, 隋炀帝 杀夫夺母是后来的野史所记载。在正史当中并没有记载,这就验证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句古话。如果中国古代的皇帝都能达到 隋炀帝 的成就,那么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
隋炀帝时忘在太急功近利和不知民间疾苦,短时间上了太多浩大的工程,超过了封建社会可能的承受能力。
但秦朝不是的,秦始皇在世时期全国都算安稳的,而秦二世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皇帝,几乎近似于一个白痴,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元年发生了陈胜吴广起义,可是秦二世根本没有派军队去镇压,以至于函谷关外全部都反了,一直到了起义军打进了几乎整个战国都没有被攻破的函谷关,才匆匆忙忙的派章邯临时拼凑20万骊山徒前去镇压,而秦朝的文武重臣李斯、蒙恬、蒙武都被赵高假秦二世之手杀掉了,而一直到秦朝灭亡,征讨南越的50万秦朝大军秦二世都没有下令调回来,看似不可一世指鹿为马的赵高,秦二世一死就被子婴杀掉了,大家看看秦二世是怎么一个白痴皇帝,如果秦始皇不死,怎么会听任陈胜吴广起义蔓延全国,即使是扶苏做皇帝,由蒙恬、李斯辅佐,秦朝也不会这样灭亡吧,从强大的秦始皇驾崩到秦朝灭亡只有短短的两年,在谁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秦朝的灭亡是因为权力交接不顺造成的,完全是秦二世傀儡无能和赵高的破坏。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中国史学家分析历史总喜欢说什么得民心这的天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异族入侵屠城灭族怎么可能发生,蒙古人灭南宋所到之处到处屠城,血流成河,难道说南宋汉人的民心是想死,这是纯粹的军事问题。中国历史大都是北方统一南方,难道北方的政权都比南朝得民心,南方大都是经济发达文化先进,但是北方在冷兵器时代因为战马的原因所以在军事方面一般都更为强大。所谓什么荒淫无道都是后面的朝代给前朝泼的脏水。唐太宗得到皇帝位远远比隋炀帝来的血腥,整个唐朝都得到了隋炀帝开发东都开凿大运河的历史遗产的滋润,而征讨高句丽更不是隋炀帝的罪孽,看看唐朝不灭高句丽誓不罢休,说明当时高句丽肯定有其不可不灭的原因。隋炀帝有宏图大略有不世才华,可惜不知民间疾苦,急功近利造成民怨沸腾最终亡国,可惜了!!!
炀帝和秦始皇类似,也和二战的日本和希特勒有类似错误,心太急了,想毕其功于一役,或者说想毕其功于己身,不能清醒认识到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有的中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一个人是不能简单地说自己可以做到人定胜天的,或许花祖孙几辈的时间是可以实现社会的改变,国家都是亡在不知道节奏和规模的控制,民力和资源的休养上,一味地集中透支.
唐是繁荣强大的朝代,自兴盛以至衰亡,经历二百九十年。在这个长时期里,就统治阶级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唐前期自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七四一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凡一百二十四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保持长期的强盛状态。唐中期自七四二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八二○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凡七十九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由于斗争的结果,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唐后期自八二一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九○七年(唐昭宣帝天祏四年)凡八十七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中国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

唐朝前期,腐朽倾向的代表者:唐高祖执政九年,唐高宗实际执政十一年,唐中宗、唐睿宗执政共八年。他们执政的时间短促,在还没有造成祸乱以前,政权已经转移到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手中。这些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执政时间久长,唐太宗有二十三年,武则天有四十五年(自六六○年唐高宗显庆五年代唐高宗处理国政时起算),唐玄宗有二十九年(开元)。劳动民众需要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这三个皇帝,高度掌握中央集权的威力,在执政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静,劳动民众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补救隋炀帝大破坏的创伤,并且超越隋文帝开皇年间的繁荣景象。他们的行事,大体上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特别是唐太宗,为统一与和平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卓越人物。

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在唐朝前期相继发生过三次。下面分次叙述两种倾向的政治表现。


 

               中国作文网www.zw7.net  

分享到: 微信 更多